从“以进促稳”到“提质增效”：2026年经济治理的范式跃迁

2019年深秋，我第一次系统研究中国经济治理逻辑时，“稳增长”是绝对主轴。彼时内需尚未成为政策核心变量，消费市场的声量远不及投资与出口。彼时没有人会想到，五年后的政治局会议会用“提质增效”这四个字，完成一次悄无声息却影响深远的话语切换。

从关键词更替看政策逻辑的深层转变

以进促稳，本质上是一种增量思维——用前进的姿态来对冲下行压力。这是一种进攻性的稳，核心假设是“动起来就能稳住”。提质增效则截然不同，它要求政策本身具备自我审视的能力，要求每一次调控出手都要经得起效果检验。

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政府不再单纯追求政策的数量和频率，而是将注意力聚焦于政策与经济现实的匹配度。前瞻性、针对性、协同性，这三个词构成了2026年政策框架的方法论基石。

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双向奔赴

读懂提质增效，必须先读懂“政府与市场”的关系重构。政策不再是单向度的干预工具，而是政府与经济社会趋势互动的灵活窗口。

传统的经济治理思维倾向于将政府视为“看得见的手”，将市场视为“看不见的手”，二者似乎是对手关系。新的治理框架彻底颠覆了这一认知：有为政府是盾，守卫有效市场自内而外释放活力；有效市场是矛，以效率驱动社会财富增长。政策提质增效的终极目标，是让这盾与矛形成合力，而非相互抵消。

扩大内需的方法论突破

八个坚持中，内需主导排在首位。这不是偶然。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核心问题，是有效需求不足，尤其是消费需求空间亟需制度性拓宽。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供应链不够强大，而在于需求侧没有形成与之匹配的消化能力。

方法论层面，提升消费率需要三管齐下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升可支配收入；社保福利等再分配制度守护安全感和获得感；国有资本从生产型支持转向消费型支持。这三条路径缺一不可，共同构成扩大内需的制度基础设施。

消费市场的治理能效革命

如果说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是提升消费率的前提，那么营造消费友好型市场秩序则是关键支撑。这一点长期被忽视。

近年来针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密度极高，减税降费、优化营商环境等措施效果显著。但对消费者的制度呵护明显滞后：消费者维权成本高企，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，“大字吸睛，小字免责”的营销乱象屡禁不止。

经济治理提质增效在消费领域的落点，就是透明消费、明白消费。降低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，需要引入集体诉讼、辩方举证等制度创新，让消费者权益保护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预防。